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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渡镇为何不能在横沥拆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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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0-12-15
只为领导服务”其实是一个官场写实
来源:红网 作者:符玉瑶 2010年12月15日08:00
   成都双流县一网友11日到到底体育场参加某活动,车辆堵塞停在大门口等待时,现场的一名交警中队长因“领导的车子马上就要来”,怒拍其车辆催他快走,他在与交警理论过程中,交警说:“我只为领导服务,你们算个啥”。这段交警执法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后,一夜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据称,目前该交警队长已被停职并向当事司机道歉。(12月14日《红网》)

  厚黑学教主李宗吾在其著名著作《厚黑学》中曾经说过,中国的一些事情,一是做得说不得,还有一些事情,是说得做不得。“说得做不得”,如粗人骂仗,动辄“x他娘”,但这只能是说说而已,万不可真做。而所谓“做得说不得”,即如上述新闻中的交警队长,你只管为领导服务好了,哪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只为领导服务”,乃官场多年来的潜规则,尽管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你一旦说出来,就不免有点泄密的意思,好比夫妻间的房事,只适合悄悄的干活,岂可与外人道?

  当然,我承认,那位中队长说的都是实情。比较而言,他算客气的了。比那位中队长蛮横、跋扈的,大有人在。我就常常看到有些交警,开着警车,在喇叭里大声叫嚣:“闪开!闪开!说你呢,听见没有!快闪开!”要是有司机动作慢一点,没有反映过来,他就会声色俱厉,大声呵斥,像一只发飙的狂犬,随时会将路人撕咬成碎片。封建时代,有要员巡视,通常也有一班人马先鸣锣开道,好让百姓回避,现在,虽然敲锣改成了喇叭喊话,马匹改成了汽车,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容,那便是——官贵民贱!

    虽然大家早就说,官民平等,虽然大家都标榜“为人民服务”,可实际上,人民算个啥?人民不过是供某些衙役耍威风的对象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都的那个交警中队长的话倒是一语道破天机——“只为领导服务,你们算个啥”。事实上,当今的官场,有多少人不是“只为领导服务”?有多少人,不是靠着只为领导服务,靠着溜须拍马,而加官晋爵?

    这些人,往往对下级横眉怒目,对领导则奴颜婢膝。在百姓面前充大爷,在上级面前当孙子。原因很简单,“只为领导服务”,因为领导掌握着官员的命运,把领导伺候好了,领导一高兴,好事自然来;领导一生气,问题很严重。至于“为人民服务”,能得到什么好处?不为人民服务,人民又能奈我何!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才不惜让学生挨饿受冻,列队等候领导前来讲话的怪现象。才有克拉马依大火发生时,“把学生留下,让领导先走”的奇闻。可以说,“只为领导服务”,是官本位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它昭示着当今官民关系的现状,而成都那位交警中队长,只不过再现了在这种既有的官民关系中,一个小人物情不自禁、身不由己的扭曲行为罢了。这不能怪他,因为,面对根深蒂固而又强大无比官本位文化,一个小小的交警中队长,只能遵循着那句经典台词行事,那就是——“领导不高兴我们有责任,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责任编辑: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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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0-12-20
美国为什么担心中国人不存钱?
            姑苏晚报2010年12月18日第21版
据《中华工商时报》中国人存钱让美国人花是很不公平的。正确的做法是,中国人应变储户为消费者,这样才能保持消费和储蓄的均衡。当然,如果中国人这样做,将不再有那么多钱来补贴美国资金短缺,这意味着中国将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支持。
    节俭的中国工人和农民把钱放在银行。银行把钱借给政府,政府再借给美国财政部和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最终,这些钱被用来支持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廉价抵押贷款和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政府的巨额财政刺激计划。 2008年,全球储蓄中每4美元就有1美元来自中国政府、公司和家庭。
    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的题为《中国不存钱,世界怎么办?》的部分内容。虽然作者命题如此,但看完这篇文章,我们却发现,作者虽说“中国不存钱,世界怎么办? ”是假,而说“中国不存钱,美国怎么办”才是真。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是否存钱,存多少钱,为什么美国如此上心?
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看两组数据,一是2009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6%,挣100元存下46元;另一个是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5%,也就是每挣100元要花掉100.5元。有人说,美国和中国实质上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消费和储蓄严重失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曾说,是中国的储蓄助长了美国的房产泡沫,美国人太爱消费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太爱储蓄了。
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的贡献。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中国人更有理性,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而美国人却与中国人相反,是少储蓄多消费。美国的过度消费持续了这么久,与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以及部分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直接有关。产业的空心化涉及很多问题。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2007年之前,美国的制造业占整个GDP的比例在12%至15%之间,与此相对应,美国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
    美国之所以这么长时间致力于发展金融业,根本原因是它能够通过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分配中获取最大的份额。再说,刚刚起步、发展速度快的中国经济更需要投资,为什么反而要给增长速度慢得多的美国经济输血?是什么力量维持着两国这种看似反常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就毫不掩饰地向中国大肆推销美国国债的原因。
    目前,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20%的产品出口到了美国。要保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刺激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刺激的方式,则是把中国的外汇盈余拿来购买美国国债,这就等于中国借钱给美国买中国自己的货,就像汽车销售商借给消费者零息贷款以推销自己的车一样。
    中国人创造了大量财富,通过与美国货币的交换,截至今年7月,中国购买了8467亿美国国债。显然,中国经济总量不管怎么增加,永远不能超过美国,除非中国对外贸易不用与美元交换。另一方面,美国由于中国人民的劳动,与其交换,让自己印制的美元变成了财富。正所谓:美国人不劳而获,坐享丰厚收获。
反过来看,如果美国人民像中国人民一样存钱,而不是对外消费,那美元就留在美国国内,并不能因为它是美元就改变了它是一张纸的属性。美元发行越多,美元的价值越低(通货膨胀)。只有美国人用美元购买外国工厂、资源等财富的时候,美元才变成了财富,同时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增加。
    实际上,美国是一种高消费与高负债并存的模式,它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占全球的65%,可为什么美国却总是“不差钱”呢?有人说,中国是穷国,美国是富国,可是中国却在“借钱”给美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从常识看,从来是富人借钱给穷人,为什么还不富裕的中国人,愿意把钱借给比自己富裕20多倍的美国人?
    确切地说,中国人存钱让美国人花是很不公平的。正确的做法是,中国人应变储户为消费者,这样才能保持消费和储蓄的均衡。当然,如果中国人这样做,将不再有那么多钱来补贴美国资金短缺,这意味着中国将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支持。这也许正是美国人所担心的——中国人不存钱,他们可能无钱可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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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0-12-22
老干部为上访者专车开道,警醒谁
来源:新京报 作者:沈彬 2010年12月22日07:47
   杨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维权,体现出了一位老人的政治风骨和良心。相形之下,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官僚,太冷漠。

  杨维骏老先生,曾是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如今已经年近九十,他却积极地为农民维权。

  他“公车上访”——坐着政府为其配的专车,为12个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省政协信访处反映被违规拆迁的遭遇;他将农民的维权材料亲自送到省国土厅;他在网上开博客,为民鼓与呼。

  杨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维权,体现出了一位老人的政治风骨和良心。相形之下,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官僚,太冷漠;农民太可怜了。而很多时候,官员的冷漠心态正是公民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

  比如,杨老带农民上访时,一位负责官员就说要请示领导,要走相关程序的审批,杨老当时就怒了,“救命的事,能拖吗”,带着农民直奔信访处,结果在工作时间里,整个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再到中央驻昆明巡视组,还是没人。再比如,因为杨老“公车上访”,政协一位处长责怪他开着专车带群众去政府上访不妥。正如杨老所说:难道干部的公车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开着公车为民请愿,就不可以?

  质疑杨老的这些官员,“屁股”已经不坐在群众一边,所以他们的话语逻辑不可理喻。近年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官员说出一些“雷语”。诸如“你为谁服务?”“没有强拆,没有新中国。”“没有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话语表现出的也是一种对民众的极大冷漠。

  躲避或者质疑杨老“公车上访”的那些官员的冷漠,导致他们对底层民众的拆迁遭遇缺乏痛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民众冷漠的那些官员,就只顾自己的功利算计,肆意侵占那些农民的土地:以漠视公民权利开始,以践踏公民的权利为终点。

  而可悲的是,别说那些无视民众痛楚、置身事外、不愿维护民众正当权益的官员无法被追责,即使那些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违规、违法官员,有多少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在这样的环境中,杨维骏的行为无疑显得出挑。他为拆迁农民提供“公车上访”,对那些冷漠官员是一种警醒。杨老为公务员后生们提供了坚持良心的榜样:面对群众利益受损时,不应唯唯诺诺;应保持一位公务人员所应具备的济世情怀,为底层群众鼓与呼。正如杨老所说:“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

  此外,随着我国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官员将逐渐从对上负责,变为对底层群众负责。但愿在现代政治的约束机制下,官员不能再对公民的权益受损冷漠置之。期待在下一步的制度设计中,杨维骏的急民所急的作风,会成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
(责任编辑:王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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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3楼 发表于: 2010-12-27
山东临沂女拆迁办主任获刑17年 贪污受贿数百万
2010年12月23日03:02 来源:山东商报
    临沂女拆迁办主任获刑17年
  商报临沂消息 昨日记者获悉,日前,由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侦查终结并依法提起公诉的临沂市兰山区建设局拆迁办公室原主任王明荣,被该区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追缴赃款244.5万余元、没收非法所得45万元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今年44岁的王明荣(女),是临沂市兰山区建设局拆迁办公室(以下称“拆迁办”)原主任。2005年至2009年间,王明荣利用担任“拆迁办”主任的职务便利,在负责拆迁补偿过程中,单独或与他人结伙,采用虚开、多开垃圾清运费及退还旧房材料拆除费的手段,贪污政府拆迁补偿款167.7万余元,她还先后多次收受多个拆除公司多人的现金及购物卡,共计73.8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2005年6月间,王明荣利用职务之便,在拆迁补偿过程中,两次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5.2万元的经济损失。另外,王明荣在担任“拆迁办”主任期间,还与他人结伙,使用2个拆除公司的资质承揽拆除工程,再加价转包给他人,从中非法牟利45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明荣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他人结伙侵吞公款、收受他人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鉴于王明荣所犯贪污罪系自首,又主动供述其大部分受贿的犯罪事实,所犯滥用职权罪情节轻微,遂以犯贪污罪、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分别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10年和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追缴赃款244.5万余元、没收非法所得45万元上缴国库。
通讯员 王增才 张寿珍 记者 李世武
(责任编辑:周径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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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楼 发表于: 2011-01-07
杭州规划局听证会市民“犀利”提问气走官员
2011-01-07 07:22:49 来源: 新闻晨报(上海) 
核心提示:去年12月29日,杭州市规划局就一起“绿地变高楼”事件举行了一场听证会,面对着居民种种犀利的提问,官员避而不谈,最后不顾现场居民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宣布会议结束。
      一场本为听取民意的听证会,却演变成一场闹剧。面对民众的种种提问,与会官员却只字不谈。好不容易提出一条法律依据,却被民众指出引用法条错误。随后,在民众一波波如潮水般犀利问题的冲击下,官员招架不住,竟然单方面宣布听证会到此结束,离席而“逃”。日前,杭州规划局的一场听证会视频走红网络,官员被民众犀利提问生生“气”走,被网友称为“最给力”听证会。
      如此一场听证会,也让主办方颜面扫地。听证会主持人在接受杭州媒体记者采访时称,“我只是主持人,中间的,没法回答问题。”而当记者询问规划变更的理由,是否充分时,杭州市规划局办公室相关人员竟然反问:“充分不充分,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吗?是你记者做判断吗? ”
面对该听证会视频的走红,昨日,杭州市规划局未给予回应。
      听证会听出“雷人效果”
      去年12月29日,杭州市规划局就一起“绿地变高楼”事件,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本意是听取周边居民的意见,没想到这场官民之间的对话不仅没有达成满意的结果,最后竟演变成一场闹剧,面对着居民种种犀利的提问,官员避而不谈,最后不顾现场居民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宣布会议结束,“落荒而逃”。
      雷人瞬间一:引用法条砸了自己脚
      这场听证会由杭州市规划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顾志法主持,规划局建筑管理处一男一女两名年轻同志作为规划局代表,接受居民提问,共有30多名居民代表参加了这次听证会。
      会议一开始就很热烈,原本规划建设中的绿地公园,为何变成了高楼,并且获得规划局的许可?“你们作出的任何行政行为,都要有法可依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都是非法的。”面对居民提出的法律依据问题,规划局男代表清了清嗓子,“先回答第一个。”居民立刻热烈鼓掌,期待他的答复。男代表翻了翻手里的纸,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然而,居民很快发现他引用的法条文不对题,“念出来,念出来”,下面居民开始起哄。
      在居民强烈要求男代表将法规“读一下”的呼声中,男代表选择了沉默。一名居民代表开始朗读该条文:“《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念完后居民们开始欢呼:“这是绿地啊!”(依据法文,不在规划许可之列)一位大妈还在台下喊道:“小伙子,你只会踢皮球,在法律面前就糟糕了吧。”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让两名规划局代表很尴尬。没想到,旁边的女代表竟然给出了更雷人的解释:“《城乡规划法》现在在你们手上,今天因为我们本子没有带。”“为啥没有带?平时没学吗?”如此回答更是让台下居民不依不饶。
      雷人瞬间二:面对连珠提问沉默以待
      第一波闹剧之后,两名规划局代表更是陷入一波又一波的犀利追问之中。“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听证事由,希望你们把法律依据拿出来。”“规划局是否能对不合法的东西进行合法的审批?”“老百姓都看到不合法了,你们懂法的人还要继续下去?”还有一位居民代表提出,“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是我们走行政复议的程序,你们怎样来应对?”并调侃道:“相信等到行政复议的时候,你们不希望是我们这些人出现吧。”台下更是掌声一片。
      面对居民这么多的问题,两名代表一问三不应,异常尴尬,男代表时不时翻翻手里的纸,女代表坐在台上还打了几分钟的电话。两人的无作为也让居民们更加不满。“我们给了你们时间做准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没有违背这次听证会意愿的,而且没有超过范围的,现在我们有那么多问题,你们只字不谈,避而不谈。”还有人嘲笑:“两个人是泥菩萨啊,一句话都不说,桌子好撤掉了!”更有人直呼,“别打太极了,投降吧!”惹得坐在代表后面的保安都掩口而笑。
      雷人瞬间三:主持人匆忙宣布结束听证
      如此场面也让主持人如坐针毡,他试图通过发言来缓解场面的尴尬:“今天来的人比较多,你们对规划工程还是很了解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会记录下来,向上反映。”并表示听证会程序已经走完了。
      这番发言立刻招来居民一片抗议声。“一个问题都没回答,怎么走完了?”“现在这么个情况,你会议记录上是怎么记的?”……在一片追问声中,主持人起先试图表现得很淡定,但随后开始双手紧握,最终忍受不住居民的连发质问,突然宣布:“听证会到此结束。”然后整理材料迅速起身走人。这一宣布更是让群情激奋,居民大嚷:“不能走!”并集体敲桌子抗议。然而,在一片抗议声和喧嚣声中,主持人和两名代表还是没有留下任何话语,起身走人。
     [主持人解释]
          叫停是已记录下所有意见
     一场听证会,因规划局单方面叫停,留下了无数疑问,居民称没有达到任何沟通效果。对于这一事件,会议主持人顾志法称,当时这场听证会持续了几个小时,他已经将居民的意见都记录了下来,所以才宣布结束。
     对于为何绿地会变成商业用地,建起高楼,顾志法表示,这个他不能解释。“不是我这里,因为我是法规处,可能要找前面相关业务处室。”杭州当地记者又问道,既然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回答不出,又怎么能在听证会上给老百姓满意的答复呢?顾志法说:“这个不是我回答的,我是主持人,我是中间的。”
     [规划局回应]
          解释充分与否和记者无关
     对于规划变更的问题,杭州市规划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这是根据三墩镇镇政府的要求作出的变更。
     当杭州媒体记者问道,这个解释充分吗?对方却答:“充分不充分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吗,是你记者做判断吗?”并称,“我们的回答解释就是这个。”
     而在听证会视频于网络上热播后,昨日,杭州市规划局未予以回应。
     (本文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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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楼 发表于: 2011-01-17
怀疑成中国人生活方式 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相信
来源:新华网 2011年01月17日10:41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运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躲猫猫欺世码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但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在一次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
  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 “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
  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
  大家突然都不说的事情,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他说。
  Q: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观点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因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上。有些事件是在试图寻找这种交叉点,双方都在向对方立场靠近。比如“躲猫猫”事件后的追责处理。但是有些事件因为地方政府的推诿、拖延,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说了,但是与网民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就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这一事件马上又被提起,而且会变本加厉,有点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Q:舆情监测室每个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排行榜”,制定这个榜单有助于缓解地方上的官民对立吗?
  A:还是有助于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对突发事件,而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所以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和新媒体的关系,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力度的体现。
  Q:去年四个季度的榜单变化明显吗?
  A:从政府应对这个角度上讲,应对的速度和态度是有所提升的。发现问题早,更早地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来后大家会明白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另外运用新媒体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开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和网民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况下,有关部门试图进行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新媒体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回应的时机、讲话的方式和网民预期有一定差距。
  Q:一边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破坏力,另一边是网络问政的建设力,破坏力和建设力现在哪个力度更占优势?
  A:我觉得一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拆迁事件,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整个社会对强拆的不满,是难以扭转的。所以对基层政府来说,如果能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那么它就是在为扭转全局做贡献。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转变过来。目前这个阶段破坏力很严重,就是现在一点点积累起的社会矛盾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所以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进行良性的互动,去一点点提升公信力。
  专家视角:重构信任,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访谈对象】周瑞金 著名社会评论家、知名学者
  【主持人】邓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维稳旧思维影响政府公信力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关于“信任”的话题出现,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机关的某次调查结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深层次的原因。综观农村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拆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多数是有关的。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我觉得上级领导起到比较关心的作用时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上级领导不出来时,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对立就比较明显,很多事情很难解决。比如,钱云会事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总体上看,目前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我们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显示出什么叫稳定,农民有意见不能当作不稳定,要正确处理,调整维稳的思路。公信力问题涉及到这两个根本问题。
  Q:提到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实际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体的困难主要因为和老百姓的关系,基层政府一般处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线,和老百姓的冲突会经常发生,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基层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对的是直接的群众。不像上层领导隔了一层,相对好处理一些,所以基层一般发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时,特别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介入。一方面能够指导基层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同时也能够全面看到问题所在,能够介入解决一些问题。再回到浙江乐清村长之死这个案例上,村长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关。建厂的征地补偿够不够?如果存在问题,那么政府要承担责任,上级领导需要缓解村民情绪,指导乡村一级的干部解决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A: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有的冲突主要是内部矛盾,处理利益关系调整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争利不争权。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维护自己权益。中央提出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部分农村土地涉及到征用,农民被征地后被补偿多少合适,这些问题上需要有法制的规定。
  现在旧的拆迁法被批评很多,但新的拆迁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说明问题很复杂。农民维权不仅是土地拆迁,还涉及到陵权、矿权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
  市场竞争焦虑让人与人疏离
  Q: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A: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Q:从精神层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还是会有失落、幸福感比较低,缺少满足感。人对物质的追求需要满足感,对人与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是在竞争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引导和疏导,正确的社会管理。政府适当管理,有一个仲裁的机构满足人们对公平的调节。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
  。(本报实习记者胡萍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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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6楼 发表于: 2011-01-17
白用夏:“368万”暴露法院职业伦理的缺失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7日07:59  新京报 [ 微博 ]新京报网
  相关新闻:河南368万过路费案审判人员被追责  
  原题《“天价过路费案”是怎么“错”起来的》
  当地的检察机关和法院,有专门的调查义务、调查人员、调查手段、调查能力,但这个结果与普通民众感受相差那么大,普通记者就能调查出那么多的疑问,为什么连过几关,没有阻止?
  据报道,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时建锋诈骗368万元高速公路通行费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中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一庭庭长和主审法官都因“审查不细、把握不严等问题”受到追究,尽管案件本身尚无“说法”,但重审已可预期,时建锋的命运或可出现转折。
  这固然是人们期盼的进展,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此前咬定的“事实清楚”、“量刑准确”相比,更是巨大的进步,表明河南省高院有勇气面对自己体系内的问题。去年,在赵作海错案被发现后,河南省高院也曾通过再审,纠正了此案,恢复了赵作海的自由和名誉,积极给予赔偿,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这些快速纠错的做法,也值得其他地区的法院学习。
  “天价过路费案”之所以震动全国,引起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所犯的“低级失误”不无关系。正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通报所言,该案的判决存在着“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问题,判决结果“损害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形象,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
  及时纠错、问责,方能快速重建司法公信,使人们相信事件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下解决。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让公众看到,事件不会变成一件“悬案”,从而避免事件从司法领域向社会领域发展。现在,对司法和政府等公权力机构的公信力损伤最大的,甚至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在案件再审阶段能否做到透明和负责,能不能摆脱一些利益的干扰,实现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但愿“天价过路费案”不会变成一桩悬案。“悬案”必然会引发社会围观的好奇与热情,导致一些公权力机构的威信,在无数网民“福尔摩斯”式的推理和质疑中受伤。
  然而,司法的公信不能老是靠这种快速纠错机制来重建,这种重建的前提也是有巨大的成本付出。更应该深思的是,司法应该尽最大可能避免这种公信的重建,要让每一个案件都能体现司法公正,经得起专业的推敲。
  “天价过路费案”应带来的反思是,何以出现“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的状况,即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其中就有不合常理的疑问,何以就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法院的判决?
  在这一案件中,当地的检察机关和法院,有专门的调查义务、调查人员、调查手段、调查能力,但这个结果与普通民众感受相差那么大,普通记者就能调查出那么多的疑问,为什么连过几关,没有阻止?当地司法机构的所有调查程序,何以没有发挥作用,更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说明。而在很多冤假错案的背后,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些司法基础环节存在的致命缺陷和基本职业伦理的缺失。那么,这些又究竟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这更加值得司法从业者和主管者深思。
  每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都值得珍视,司法机构必须要守护这些崇高的价值,查案判案还请认真些,再认真些。期待在“天价过路费”案中,法院能早日给公众揭开谜底,也期待发生“天价过路费”这样的案件和启动法院快速纠错机制的几率,越来越低。
  □白用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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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土地换社保”挤压农民权利
来源:中国网 作者:陈志武 2010年09月17日08:10

《21世纪》:最近各地户改新政频频。8月西部某市出台的户改政策提出,农民要转户到主城区,必须符合“务工经商五年、投资兴办实业且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购买商品房”这些条件中的一个。你如何看这样的新政?
  陈志武: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应该是无条件的,中国公民本应有迁徙自由,凭什么农民要“务工经商五年、投资兴办实业且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购买商品房”才能获得城镇户口?如果认为城镇人享受的福利待遇跟农民多年的贡献没有关系,那是站不住脚的。
  过去这么多年对粮价、菜价、油价甚至连大蒜价格、生姜价格也要由政府管制压低,这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让他们的收入一直被行政性压低,变相给城镇输血,甚至连农民有限的储蓄得到的利息也很低,并用来帮助城镇建设。
  即使到今天,城市建设、房地产建设也大多数都靠农民工,他们的低收入、低待遇都是给城市奉献,凭什么他们不可以像城镇人一样享受国民福利?我们不能说农民给城镇的贡献是城乡二元制度与政策所致,我们也不能不算农民多年来给城镇建设的贡献。
  所以,一方面农民应该有权自由得到城镇户口和相配套的福利,不该有任何条件,另一方面,既然政府收到这么多税、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和企业,就应该给老百姓以福利。目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可能造成行政权力对农民权利的挤压。
  《21世纪》:某些观点认为西部某市此次户改是“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的翻版,是“只要农民的地,不要农民的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认为,社保作为公共服务,是政府必须提供的,而不需要通过土地去置换。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农民的社保问题?
  陈志武:赞同陈锡文主任的看法。只要是一直按法律纳税的中国公民,不管是农民还是城市人,都应该享受到社保。农民收入低,或许交税少,但是我们并没有认为低收入的城市人不应该得到社保呀?而且没有人说城里人要把房子、把家产放弃才能换到社保,那为什么要求农民以土地换社保呢?农民的土地是他们祖祖辈辈留下的最主要财产,如果要求他们放弃财产才能得到社保,而同时并不要求城里人放弃家产,那不公平。
  《21世纪》:某些三农问题专家指出,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的关键是进城,因为在目前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农民光靠一亩三分地是很难有什么收入上的突破的。这是否也涉及到土地流转问题?
  陈志武:靠种田是致富不了的,这是过去几千年的经历所证明的。那么,如何才能放开农民的手脚去最大化发财致富呢?需要允许农民自由抵押、转让土地,还其自由迁徙权和金融创业权。最能永久改变农民局面的,是给他们本来就该有的这些权利,让他们能利用这些资本进城创业或谋生。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农民即使进城,也很难有在城里真正落户、发展的资本。
  《21世纪》:不过,部分学者却认为不应该放弃目前的土地制度,认为土地流转后,进城农民遇上经济危机之后回乡之后无地可种,无房可住,将失去最后的一道防线。
  陈志武:如果这部分学者能够把农民看成是跟城市人同等同权的公民,那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关键是:他们首先假定农民及其子弟即使进城成为城镇居民,也不该得到其他城镇居民有的社保和福利。这种假定显然违背国民权利平等的原则。前面讲到应该给迁徙进城的农民以同样的社保和福利,一样对待他们和城里出生长大的国民。一旦能从权利平等的角度来理解,就不用总是把土地等同农民的社保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房价之所以高得离谱,其重要原因也在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农转非”的决定权,小产权房的“黑市价”远低于商品房市场价即为其反映。如果农民自己和农民集体都有权利决定自己土地是否用于房产开发,而不是由政府独家垄断这种决定权,那么,房产价格会比现在低很多。因此关于土地流转这一块,除了政府之外,农户和集体多方都应获得决策权。
(责任编辑: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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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度:“农民上楼”样本调查
庄庆鸿   2011年01月20日11:3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山东省平度市金沟子村,占地111亩的“城关服务中心”工地。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曲相霏在山东走访调查了日照市、诸城市的9个基层村镇及社区,“还没有碰到不被抱怨的农民上楼、重建”。
  在寒冬被断水断电的家庭,60多岁的老夫妇对她掉眼泪:“这是想让我们早死吗?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发展吗?”他们原有7间房屋,不愿意接受较低的补偿、住进长宽都仅有7米的“老人房”。
  “在这里,农民上楼的条件还不成熟。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在整个过程中,普通农民基本都是被动的,即‘被运动的’,是‘运动’的对象。”曲相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政府“以租代征”建豪华“服务中心”
  山东一些地方出现农民不愿上楼、政府强迫上楼,曲相霏认为,其出发点和主要动力是土地财政。“拿宅基地换钱,这个过程给掌握权力的人带来各种利益。”
  山东省平度市金沟子村村民程建(化名)站在他家仅剩的几分菜地上,仰头看着旁边的“金色东城”新楼盘。他们的村庄已经没有土地了。
  “现在,多数村民没有地种,生活没有了来源,也没有社会保障,物价上涨让生活更困难,为了今后的生存,我们才开始上访啊。”程建摊开双手说。
  金沟子村位于平度城东,原有耕地2000多亩。随着近年政府“旧城改造”项目的降落,耕地急剧减少,全村800多人即将无地可种。
  2009年8月27日,金沟子村24万多平方米土地在平度市国土资源局进行招拍。青岛大有同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11170万元的价格中标,“规划用地性质”一栏明确写着“商业”。同年12月2日,村民安置楼区开工仪式在位于村西的耕地上举行。
  “去年围起来了,老百姓是一知不知啊!(当地方言,“一点也不知道”的意思。——记者注)全村没开过一次会!”金沟子村的老村民摇着手说,“地都被他抢去了,他不开会,咱咋知道?他不说,我也不敢问,只好装不知道,只知道都盖上楼了。”
  2006年冬天,多家村民的成片麦子无故倒伏坏死,后来种上豆子,“长得可好了”,但在快收成的时候,一夜之间全被拱坏了。村民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回复说缺证据,不了了之。2007年春天,正烦恼着该种什么的村民走到地头,发现已经开始盖楼了。
  国土资源部三令五申,要求从严从紧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坚决制止“以租代征”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但2009年的秋天,“城关服务中心”在金沟子村张家莹地片,以租赁土地形式占地111亩。“城关”是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名字。
  据平度政务网公布的金沟子村《2009年9月主要工作》,“每亩每年1吨粮款付给村委,租赁期限30年”。与此事有联系的是,当月23日上午,金沟子村召开全体干部会,下午3点召开全体党员、村民代表会议。
  而据村民反映,直到动工盖楼的那一天,村里人都没有见到、听到过任何正式通知,更未召开全村村民大会征求意见。
  中国青年报记者到达该村张家莹地片,原来的绿色田地已是黄土滚滚的建筑工地,“城关服务中心”的主楼已经初具外形。大楼已有6层高,底部两层延展成巨大的弧形,近100米长。
  据当地村民介绍,平度市的其他三个街道办都已经有豪华办公楼,只剩城关办事处还没建。比如,同和街道办事处有五层的办公主楼、两幢三层辅楼,据目测,建筑年代非常新。楼前有长宽均超过100米的“文化广场”,直至深夜,街道办大楼周身还亮着一圈彩色霓虹灯,在周围没有任何高楼的乡村黑夜中,尤为显眼。
  中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金沟子村村支书陈俊元的电话,他说就此事召开过村民大会。“村民不光都知道,我们还进行了调研,如果大家不同意,我们是不做的。向你们举报的人应该当时也来参加会议、也同意了的。村民会议记录都有,可以传真过来。”
  记者提供了本报编辑部传真号码,但截至发稿时止,一直未接到相关传真。
  “这方面问题我们回答过多次。估计是两三个人,个人想要多发钱的目的没达到,就老是在举报。”陈俊元说。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核实的举报信上,有98人的签名和指印。
让农民上楼,“胡萝卜加大棒”
  更令人惊诧的是,配合城关行政服务中心征地,竟被金沟子村列为“2010年重点工作”。
  在平度政府网站上,金沟子村《2010年1月村务公开》的三大“2010年重点工作”中,“配合市政府围山河改造征地及城关行政服务中心征地”赫然是第二条。
  对于“以租代征”,陈俊元承认的确存在。“比如修路肯定要修,但是要占用地方的用地指标,就没法征。包括我们这两年修的红旗路、围山河改造,都是租的农民土地,这个我们不否认。但这些都是公益事业,这就是上面中央的政策了。”
  国土资源部通知明令,严禁“以租代征”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受让、租用等方式违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用于各类非农业建设。
  金沟子村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多人因上访被打,法医鉴定是轻伤,最后也不了了之。陈俊元表示没听说过。“我们的治安是排在前列的,我们要以理服人。如果打伤人,公安那边有鉴定,不能他说打伤就是打伤。”
  据陈俊元介绍,城关服务中心是街道办事处的项目,定位“就是一个服务中心,后面可能对外出租,看以后形势发展再说”。土地补偿款由村委会管理。每年发给村民1200元补偿款,都是从这笔钱里出。
  中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城关街道办事处史书记的电话,史书记一开始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街道办没有这个‘城关服务中心’。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
  在记者说出租赁年限等细节后,他说:“这个有,和前面说的是两码事,有绿地用途。”紧接着就说“现在正在开会”,挂断了电话。
  “我们说‘农民上楼’是运动,‘运动’是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它包括许多具体措施,如宣传、鼓动、说服、动员,分化、瓦解,造谣撒谎,寻衅滋事,有拉有打,胡萝卜加大棒。农民就被‘运动’到潮流中来了。”曲相霏说。
  “虽然现在尚未统计百分比,在运动中看到了利益的农民是真心欢迎上楼的,但不由自主、无可选择而‘被上楼’的农民,应该是占大多数。”
  农民失地的金沟子村,只是平度市“旧城改造”的73个村庄之一。
  郭家疃村,被青岛大有同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买下地块面积共约34万平方米,用地性质均是“城镇住宅、商服”。
  徐福村,被三家房地产开发商拍得39万多平方米。土地上都已建起了商品房住宅。再加之公路、学校、医院征地,平度市国土资源局在给徐福村村民的信访答复中也承认:“现该村集体土地已基本被征用、征收完”。
  同时,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中发现,征收土地后,平度也存在工厂土地闲置现象。铁栏杆内,抛荒七年的良田长满了一丛丛的白苇。
  合同规定,甲方工业园区管委会要协助乙方企业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可他们却非要我自己去办,可能是我没有多给塞钱吧,结果……都快七年了,拖到现在也办不下来。”当地的工厂主李保文说。
  没有最基础的《土地使用证》,工厂骑虎难下,无法申请营业执照,也无法开工建设。与此同时,他们每年依然收到平度市财政局的通知书,催交每年近17万元的契税和耕地占用税。
  有的工厂主不堪忍受,停产倒卖,被拆除的厂房之上,又搞起了房地产开发。
  “农民耕地忽然都变成了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又搞了房地产开发,我们村民没一个事先知道,土地就变成别人的了……”程建揉着额头说。
搬上楼,把老百姓都搬穷了
  没有了土地,农民的生活将会如何?陈俊元认为农民生活是“更好”的。
  关于补偿和安置,平度市规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的形式”。陈俊元介绍,每亩地村民一年获得1200元补偿。“要按现在的生产水平,一亩地风调雨顺,一年也就收入几百块钱。现在你不用种地就白拿这些钱,还可以出去搞点别的生意、打打零工,这不是更好吗?”
  他介绍:“别的地方还享受不到我们这里的政策,五间房子就能换300平方米的楼房,简装修,配套和质量全跟开发的房子一样好,拿着米面就能住进来。我们还给免费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是今年刚开始的。女的55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每月200元左右,到年底给每人发2000多元的养老款。”
  但程建不这么认为。“一亩地一年至少能收获麦子和豆子各1000斤,现在没有口粮地了,我们吃什么?现在是中年的出去打工没人要,老人靠子女收入维持。”
  2010年年初,金沟子村忽然开始给全村村民每人每月发41元钱。所有人去村民小组组长家里领,要按手印、签字。中秋、春节共发1000元过节费,还有花生油等。
  村支书陈俊元把这41元称作“生活费”。“41元钱与旧城改造没关系,是村庄的土地、厂房往外租赁的收益,村集体有了积累,给村民的一种福利。”
  “大部分村民都觉得:反正地已经被卖了,怎么卖的也闹不清楚,个人落点好处就算完了。你就算给10元,也是白拿钱,谁不高兴?唉,过得眼前就算好了……”程建叹息说。
  曲相霏实地看到,各村情况各异。“个别村较富裕,给农民的福利比较多,拆了房子发租房费,发米、面、油、菜,就会成为被羡慕的对象。但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福利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从收集到的农民反映来看,即使基层政府目前考虑了配套措施、后续生活保障等,也是不具体、不足以打消农民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不安全感的。”曲相霏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指出,在“农民上楼”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农民“上楼致贫”现象。“地方政府违法支付少量房屋拆迁补偿款,从中赚取高额差价,而上楼后的农民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向城市看齐。”
  在采访中,李园街道代家村一位村民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什么旧城改造?老百姓搬穷咯!”
“上楼”应尊重农民意愿
  学者分析,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适合“上楼”。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专业农户并不适合集中居住。“因为农业生产不允许他们采取‘进城上楼’的生活方式,而在一刀切的‘农民上楼’后,真正务农的人不得不居住在地头的窝棚里。”
  同时,一些新建小区缺乏相关产业的支撑,城不像城,村不像村。“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习惯,已‘脱产’了的农民也不喜欢,这样的小区,农民恐怕迟早会逃离,造成投资浪费。”
  党国英认为,对“农民上楼”不宜一概否定。从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角度看,“农民上楼”确实有必要。
  他估计,未来20年内,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约为3.26亿,这部分新增的城市人口“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农民上楼”后,也会促使乡村治理模式向城市转变,增加以法治途径解决社会问题的几率,有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这就需要更规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一系列配套的规范制度。”
  “比如专业农户不适合‘上楼’,但一个农户会不会成为专业农户,需要长期的‘发现’和选择。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摒弃速成式城市化思维,不去强制那些游移不定的农户搬离村庄。要用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推动‘农民上楼’这一历史过程。”党国英说。
  到2010年底,山东省诸城市“撤村并居、农民上楼”中“撤村”已经实行,但“并居”和“上楼”的大规模运动,目前方向不明确。前期快的地方,只剩下个别坚持不拆迁的,这几户仍在“被运动”着。
  而在村民每月领着41元补贴的金沟子村里,已经建起了广告词为“开盘旺销380套,你还在等什么?”与“和谐自由生活”的欧式风格售楼处。
  在采访的最后,一位老村民对记者说:“我就想问问政府,占了耕地搞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你们说的上楼、改造吗?”
(责任编辑:闫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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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楼 发表于: 2011-02-14
中国城市化观察:城市化不能“大跃进”
2011年02月14日 07:22:57  来源: 人民日报
农村土地快速城市化,进城农民难享市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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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但如果不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循序渐进,城市化就难以健康发展,不仅损害农民利益,也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快速发展
  ●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我们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拓展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陈厚义说,从人口意义上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从地理意义上看,城市化则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相对集中的过程。“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发展到2009年的46.59%,应该说步伐是很快的。”
  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表示,我国城市化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较为缓慢,90年代速度加快,新世纪以来则大幅提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陈甬军教授说,中国已进入城市化率从30%到70%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更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城市化的真正标志是进城农民有充分的就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许多进城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一些农民坐地被城市化,成了“扛锄头的市民”。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称作“半城市化”、“浅城市化”。
  我国的城镇人口统计的是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率被严重高估,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
  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一些农民“被上楼”,一些村庄成建制地变为城镇,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5年来,全国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
  重庆工商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易忠说,有“两把剪刀”损害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一是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二是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进城农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不能和真正的市民对等,形成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公。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分析,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很多进城农民难以获得同市民一样的社保待遇,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应该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是改变“三农”弱势状态的城市化,而不是又一次以牺牲农民利益尤其是土地权益为代价的城市化。陈锡文指出,农民的住宅是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说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就要拿你自己的财产来换。这种换法,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长期致力于“农民市民化”研究的中央党校学者王道勇博士告诉记者,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被市民化”倾向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流动人口“被农民化”倾向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流动人口往往被主流社会排斥,其利益常常被剥夺。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楼房化和建制镇化。城市化是农民变市民,而不是把他们变成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颠沛流离、候鸟一般的“两栖人”。
城市化不仅是漂亮的外表
  ●城市化要有内涵,要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城市化应当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逐步推进,而不应人为拔苗助长。
  农村问题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曾业松表示,城市化不仅仅是漂亮的外表,而是要有城市化的内涵,要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否则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城市化。
  由于工业化水平同城市化进程不相配套,一些地方大量被征用的土地长期闲置,大量进城农民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就业。
  刘昕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又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支撑,考虑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要求和配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和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就充分考虑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并在社会公平方面着力,较好地实现了城市化。英国的“圈地运动”源于工业化需求而非城市扩张需求,面对大量失地农民,英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1868年和1875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十分重视农民的利益,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城市化好被子,更需要工业化好里子。”曾业松告诉记者,如果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漠视工业化水平,如果我们的城市化离开了工业化,就是违背了城市发展规律,到头来一定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城市化要循序渐进
  ●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城市化进程中的跃进化现象,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
  曾业松表示,城市建设属于公共产品范畴,过分依赖土地出让金存在巨大风险。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土地出让每年平均达到660万亩,这对有限的土地资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目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偿还地方债务的风险在积聚,一旦土地出让金大幅下降,地方债务很难偿付。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近日披露,通过审计调查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
  城市化追求超过现实需要,城市化就失去了其本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可能变形或者变异成过度的城市化。
  向春玲分析了这种“大跃进”的表现。表现之一,就是盲目地发展城市,不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表现之二,就是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表现之三,就是不切实际,贪大求洋。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市场化”。 陈厚义说,目前的城市化依然强调政府去“抓”,而没有真正依靠市场来“育”。中国的城市化既要政府推动又要市场推动,降低城市发展的非市场成本。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鸿雁教授分析,未来10—25年是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社会整体变迁期,这期间,中国将有5亿—6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与地理变迁之一。这一变迁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城市可持续发展、农民流动、土地合理利用、区域整合、社会阶层变迁、社会公平等问题,将随着城市化的深化,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隐性到显性,由局部到区域发展的态势,而各级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准备并不充分。
  一方面是城市化的美好前景,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城市化之路究竟在哪里?就在尊重城市化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完善城市化,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这正是中国城市化前进的方向。(记者 高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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